秦倞比较全面地归纳并分析比较了新蔡简、天星观简、包山简、睡虎地简的相关文例，说到：‘言在战国卜筮文献中都表示不好的占断，跟‘祟、‘戚等含义用法相近。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或者是王者之属，如孔子所说的那样。
所谓‘平行和‘多元是就不同地域和不同族别的横向关系而言的。既然作为王室宗祖神的上帝和已死的父王都称帝，其他如直系先王就也都应该可以称帝。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神一直为复数，而始终没有形成惟一神的神教传统，就与这种漫长的方国时代的历史状况有关。当有人问防风何守？时，孔子回答说：汪罔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为釐姓。这个意义上的主山川之君，当然是在后世的语境中的追溯，系指类似于诸侯国的统治者——国君。
[33]其实，在观射父对绝地天通的追溯中，天神（帝）、地祗（群神）、人鬼三大系统的分化已经被涉及。[28]这其实正是帝及其所统领的诸多神守之国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显然，在帝治的时代，政教格局的奠定主要在帝与群神的分工。
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故而，李泽厚说：自原始时代的‘家为巫史转到‘绝地天通之后，‘巫成了‘君（政治首领）的特权职能。在官者即帝，管理天下。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宫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
有家、有邦等显然是三代语境下的逆溯，但这一逆溯本身却显示出五帝时代政教的层级格局的真实性。商周时代，帝皆用于庙号。
章太炎分古代诸侯为神守之国、守社稷之国两种类型。韦昭在注《国语·绝地天通》时也说：司，主也。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首先致力于这一秩序格局的帝乃是颛顼。
从五帝到三王，虽然经历了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这一被称为德衰的结构性变化，但上述层级性的政教构造，却保留了下来，得以成为中国政教思想与实践的构架性要素。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略于人而详于天。以神守之国，营于禨祥，不务农战，亦尠与公侯好聘，故方策不能具。天神与地祗的区分，在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对应着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余敦康曾提出，颛顼‘绝地天通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影响，关键在于初步确立了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信仰体制，这是后世敬天法祖的宗法性宗教的滥觞，逐渐演变成为华夏族的共同的宗教信仰。
但这样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裘锡圭文题为可能，要想证明殷王称帝，似乎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有家就是指可管理一个氏族。尽管五帝时代并没有天子与诸侯（国君）的称呼，甚至也许没有天与地的概念，但在事实层面却确立了这些后起的称呼所表达的政教秩序。
绝地天通见于《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与《山海经·大荒西经》等，与之相关联的文献还有《史记·历书》《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旦面对这个问题，一个不能忽视的处理方式便是，从天下政教形态之成长的精神理念史的视域思考帝王概念及其成为连续性历史过程的意义。绝地天通的多次发生，表明帝（天子）与神（诸侯）分级而治的政教次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复杂、而且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钱大昕《养新录》亦云：‘命当是‘令之讹，‘令与‘灵古文多通用。例如，以可证实的唯一史实作为现代历史研究基础，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之三传说，实非一相继之事，乃一并立之事，这些传说实为天、地、人三才观念的外化与虚构。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祗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与此相应，帝是高于部族宗神的高位神，同时也是最高的通上帝者——后世所谓的天子。[24] 除地下出土的甲骨文等之外，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周以前的传世文献的叙述，都经过两周时代的整理，换言之，都不可避免地经过周文化的洗礼。
正是这政教构造，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自幽、平以上，灭宗黜地者虽时有，虑不过十去二三，非十三而亡十二也。
[19] [25][40]徐旭升：《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第86页、第40-46页。……故知神国无兵，而草牢亦不选具。
[22] 蔡沈：《书经集传》卷六《吕刑》。……占有通达祖神意旨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方国之间的诸神之争通过更高的帝来获得统一，从而使得各部族的宗神根据此部族的德能被编排在一些特定的官能与位置上，这是对宗神的限定。由于天子统治的诸侯国为神守之国，因而其群臣则为群神，故而天子以帝为名，表明它既是超越群神并对群神主导的地方性秩序进行规整、调节的至上神，同时也是沟通至上神的正当主体。
-------------------------------------------------------------------------------- 注释：[1]虽然后战国时代，帝王史观得以进一步扩展成皇-帝-王-霸的四阶段历史叙述，但就皇与帝两个阶段的理念意义而言，并没有在帝前外加皇的必要性。地祗实即部族方国之神，即《国语·鲁语》所谓的主山川的群神，对应的沟通主体即后世所谓的诸侯国君。
这两种卜辞里指称武丁的丁，是有可能应该读为帝的。五帝时代政之大者，仍为事神之天事，郑樵《通志》谓：上古之时，民淳俗熙。
而王者所统，固然包括已经逐渐式微的神守之国，但其主体已经是社稷之国。[27]《五帝本纪》谓依鬼神以制义，可谓五帝时代的基本特征。
在《国语·鲁语下》中记载了孔子如下的表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而且，三皇、五帝中先有皇、帝的观念，而后才有三、五的限定。由天下、国、家构成的多层级政教结构起源于五帝时代，彼时帝与群神的层级分化，既包括宗教文化的层面，又包括政教结构的维度。司地的五官与司天的祝宗有明确的分工，是为民神异业。
或者说五帝时代的政教实践，可以被视为天子这一观念诞生的一个历史性的先导。所以王肃注《孔子家语·辩物》卷四直云：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
《史记·五帝本纪》以周代以来的天子叙述五帝，固然是站在后世的位置理解帝的结果，但这并非偶然。如果严格按照疑古史学的观念，则绝地天通的说法绝对不可靠。
转引自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34页。[2] [日]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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